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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珠卖断货，“跟抢大白菜一样”！节前掀起买金热******

　　中新经纬1月18日电 (李自曼)“这买金子跟抢大白菜似的！想看个样式都看不了！”在北京西城区菜百首饰，一位几次三番想要挤进黄金首饰柜台前方的顾客感叹道。

　　近日，中新经纬走访北京多家商场发现，临近春节，黄金饰品走俏，黄金饰品柜台人头攒动。菜百首饰销售人员表示，客流量比平时多5倍。

　　数据显示，截至1月17日，千足金每克单价较2022年12月末上涨超5%；千足金黄金饰品价格较投资类黄金，每克高出百元以上的价格。

　　尽管如此，众多消费者还是选择在春节前购买黄金饰品。其中，黄金手镯、兔年转运珠备受消费者追捧。

　　黄金饰品比投资金条更受欢迎

　　“昨天晚上商场差点儿没关上门，我们正常是晚上8点30分闭店，但是到9点，店内还有很多顾客。”北京西城区菜百首饰的安保人员对前来询问营业时间的消费者表示。

　　1月14日，中新经纬来到北京西城区菜百首饰发现，多个柜台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个销售人员，需要同时要面对5到6个客户的咨询。

　　在北京工作的樊女士准备给妈妈买一些黄金首饰，作为新年礼物。樊女士表示：“疫情之后，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妈妈一直喜欢黄金首饰，所以准备来挑挑款式。不过，我真没想到这么多人，等了半个多小时，售货员也没顾上理我。”

　　中新经纬了解到，1月14日菜百黄金价格分别为，足金529元/克、千足金535元/克、黄金摆件548元/克、投资类黄金价格为417.9元/克。千足金与投资类黄金的每克差价为117.1元。

　　从当天该商场的客流情况看，黄金饰品比投资类黄金产品更受消费者欢迎。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2022年前三季度，全球黄金消费量达到3386.5吨，同比增加了17.9%，这一数字已恢复至2019年疫情爆发前水平。需求增长主要受益于金饰消费回暖、金条和金币投资需求增加以及全球央行购金量的创纪录增长。作为全球金饰主要消费国，中国第三季度的金饰消费出现明显增长。

　　面对超百元的价差，为什么选择购买黄金饰品，而不是买金条等投资类黄金？中新经纬在现场采访了几位消费者。

　　在北京工作的陈先生表示：“黄金价格确实相比前两年有所上涨，但我感觉还会再涨，一时间很难降价。买黄金就要‘买涨不买跌’！尽管黄金首饰的价格较高，但它在保值的同时还能满足日常佩戴需求。买了金条只能放着，而且我之前已经囤过了金条了。”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刘女士表示：“虽然黄金饰品价格确实较贵，但是今年买黄金饰品可以用北京市西城区消费券，也算是有一定的优惠折扣吧。春节临近，戴黄金首饰也算应景，图个喜庆、吉祥。买投资类黄金的话，预算有限，感觉买的少没太大意义。”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告诉中新经纬，投资和消费面向不同需求的市场。消费者买黄金饰品是为了佩戴和赠送。黄金饰品的溢价包含的是艺术价值。所以，饰品不是专为保值，饰品的价值本来就比投资金更高。老百姓购买黄金饰品会关注保值功能，但谁也不会为了保值去投资黄金饰品。

　　盘和林进一步表示，黄金价格主要看通胀率，而通胀率和货币政策息息相关。个人认为，2023年美联储加息将趋缓甚至逆转。所以，黄金有可能因为新一轮政策宽松，而步入上涨通道。当然，这里讲的黄金价格是相对于美元，而人民币升值会对冲一部分黄金涨幅，但总体还是涨的。

　　金手镯和转运珠成“顶流”

　　“结婚好多年，一直想买金镯子。前两年受疫情影响一直不敢出门，今年放开后终于能出门了，也算是‘报复性’消费吧！邻居们都出京玩，我们就买买首饰，既满足心愿，还能保值。”张女士告诉中新经纬。

　　中新经纬发现，各商场内相比其他柜台，黄金手镯和转运珠的消费者相对较多。

　　一位销售人员告诉中新经纬，一般情况下，一只实心千足金成年人黄金手镯重量在25克到50克之间，30克左右的佩戴效果最佳，不至于看起来太细，重量也不会太重。婚庆用的黄金手镯、古法黄金手镯个别的会重达70-80克甚至以上，消费者购买这类手镯，多用来保值。如果手镯采用的是硬金工艺，消费者可以在12克至28克之间选择，这类手镯硬度高，不易磨损。

　　按照销售人员的介绍，中新经纬算了一笔账。按照535元/克的单价计算，购买一只30克的黄金手镯，需要16050元。对于收入有限的人，买一只黄金手镯还是会有一定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显示，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37元。这意味着，买一只30克的黄金手镯，或花费普通消费者近两个月的工资收入。

　　如此高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对黄金手镯望而却步。相比黄金手镯的柜台，关注转运珠的消费者中多了许多年轻面孔。

　　“买颗转运珠，排队1小时，人都被挤成五花肉了！”计划给母亲购置兔年本命年礼物的常先生感叹道。

　　在业内看来，转运珠形制上的多元化、搭配组合的灵活性以及单个克重较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家买黄金的门槛，提升了黄金对多年龄层的吸引力。

　　中新经纬注意到，目前市场上的转运珠，已不再局限于圆珠型，已经有各类生肖、卡通人物、爱心、花朵等形状，部分转运珠上还会搭配“财”“福”“吉”等表示祝福的字词。

　　临近兔年春节，兔子形状的转运珠颇受欢迎。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已经由品牌制作好的转运珠手链，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单独购买转运珠和编织绳。其中，由品牌制作好的转运珠手链一口价售卖，不按黄金克重计价。消费者自行挑选转运珠样式和个数的，则按黄金克数计价。

　　值得注意的是，1月14日，转运珠每克单价比黄金手镯贵。1月14日，菜百首饰黄金手镯的单价为535元/克，转运珠单价为570元/克。

　　为什么黄金转运珠的价格比黄金手镯的价格还贵？销售人员对消费者解释称，价格主要贵在工艺上。因为转运珠采用的多为3D硬金工艺，这种工艺在不改变黄金纯度的情况下，将黄金的硬度提升3到6倍，能有效克服黄金饰品硬度低、易磨损、不易保持细致花纹的缺点。

　　中新经纬发现，截至1月16日晚，北京西城区菜百首饰部分兔型转运珠已经出现断货情况，1.2克以下的兔型转运珠所剩不多。

　　除当做礼物送人，不少年轻消费者主要是自己佩戴，除讲究款式流行度外，他们在购买时候还会关注珠子的颗数以及属相之间是否相合。

　　90后消费者王女士表示：“讲究这么多，其实也只是把它当成美好希望的寄托。如果在好看的基础上还有美好的寓意，这样的首饰带着不是更舒心、踏实吗？”

　　全球央行抢购黄金

　　普通消费者对黄金的消费热情上涨，全球央行也纷纷抢购黄金。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11月至12月末，中国人民银行三年未购黄金之后，两个月连续增持黄金，共增持200万盎司，对应增持黄金购入金额超250亿人民币。截至2022年12月末，中国黄金储量为6464万盎司。

　　在全球范围内，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多国央行增持黄金。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2022年第三季度，全球央行买入近400吨黄金，创2000年有季度数据以来新高。

　　光大证券研报指出，从货币政策看，2022年12月美联储加息放缓，预计2023年3月或停止加息，历史经验表明，美债利率多提前于美联储加息终点回落。多因素共同作用，实际利率已步入下行通道，带动黄金价格上涨。同时，美元作为黄金的计价货币，对黄金价格形成“尺度效应”，2023年美元强势基础或将转弱，对黄金价格的压制放缓；从资产配置视角看，从加息结束到降息周期，黄金均是优势资产。

　　展望2023年，世界黄金协会认为，放开对经济复苏和黄金需求的提振来说是个好兆头；除疫情相关限制解除之外，黄金需求还可能会受益于政府为刺激消费所做的努力。这些因素的叠加，有望助力中国黄金需求在2023年实现回升，但挑战依然存在。

　　(更多报道线索，请联系本文作者李自曼：liziman@chinanews.com.cn)(中新经纬APP)

　　(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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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