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投资者: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和出入境政策为世界经济带来希望******
近日,中国对疫情应对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即自2023年1月8日起取消对国际入境的大部分限制,这让海外华人感到十分兴奋。
王南希最后一次回到中国是在2019年春天,当时她还是迈阿密大学的一名学生。两年后,她毕业了,目前在纽约工作。
“回国不用再隔离了!”王南希说,她已经快四年没回过中国了。听到这个喜讯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索回国的航班。
“大家都非常高兴,”王南希告诉《中国日报》,“之前,你必须花很长时间,才能结束隔离状态回到中国。但现在疫情的限制解除了,大家都希望明年至少能回国一次。”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丈夫和朋友都喜出望外。太好啦!我们可以回去啦!我们非常高兴能回中国见父母。”纽约居民郑怡玲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
其实,她今年刚生了孩子,本打算年底回国。但随着中国放松了对出入境的限制,郑怡玲的母亲几天前就来到了美国帮助她和她的孩子。
全美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表示,在美的中国商界也“渴望回归”。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国内的手机号、微信支付等等都在过去三年中失效或需要验证。许多国内的商业交易也需要中国的银行账户,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回国处理,”林光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去。”
林光说,美国的一些进口商过去常常去中国工厂下订单。现在这些人很快就会再回到中国。
中国的决定也给奢侈品牌带来了好处,全球投资者希望在2023年前景黯淡的情况下,这项决定可以支持全球经济、畅通供应链。
摩根士丹利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称,美国和欧洲投资者都将从中国的转变中获益。随着中国消费者增加可自由支配支出,包括品牌服装和鞋类、科技、交通和零售食品在内的行业都将受益。分析人士还表示,在许多国家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之际,放宽对国际游客入境的限制同样会提振中国经济和全球商业。
松树桥投资管理公司(PineBridge Investments)的投资组合经理雷德哈(Hani Redha)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现在是市场的前沿和中心。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世界将面临相当广泛的全球经济衰退。”
美国银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经济衰退预期的放缓,很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良好前景”。
高盛分析师认为,中国政策转变的总体效果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放宽国内人员流动和入境旅游的措施也支撑了该公司对2023年中国GDP增长超过5%的预期。(中国日报网)
持续释放数字经济的澎湃动能******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澎湃动能描绘出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洞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并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文件,着力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据统计,2012年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线上线下融合、远程医疗、智慧物流等应用场景全面铺开,数字技术正进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稳增长”提供关键力量。面对全球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复杂严峻形势,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推动了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成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加速器”。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调结构”提供新引擎。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在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服务精准化和制造过程数字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伴随着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近年来我国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等市场规模领先全球,为服务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促转型”提供重要保障。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点,成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产业融合的重要结合点。过去十年,在“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的带动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以数字为“基底”的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数”“实”融合竞逐新赛道,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建设有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为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重要支撑。
放眼全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速创新,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我们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战略前沿领域,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促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实现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同时,要利用数字技术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传统产业,加快金融、物流、零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塑造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构建起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构建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形成适应我国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防范各类风险挑战;着力完善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构建起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我们不仅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数字化国际规则制定、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在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为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作者:潘玉驹,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温州大学副校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