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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白酒消费卷土重来******

　　2023年春节对于很多人而言热闹非凡，归家、团聚、娱乐、访友统统被安排上日程。白酒作为社交和佐餐产品，春节期间销量也跑出了近几年的加速度。据悉，农历小年以来，京东小时购平台白酒礼盒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倍。除此之外，消费者在推杯换盏间还讨论着今天喝的酒登上哪个台春晚。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3年春晚开场前5分钟广告，总共有14个品牌广告，其中白酒品牌占据半壁江山。春节假期里的热闹还未散去，节后开市首日，八成白酒股强势染上中国红，资本市场迎来开门红。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白酒作为带有浓重社交属性的消费品，一直以来都是春节的强势选手。春节作为白酒销售旺季的收官，今年给出了王炸组合。无论是品牌、终端还是资本市场，这个春节档期白酒表现不俗，而这背后是扩大消费基数、高端酒突围等策略的落地开花。

　　白酒赞助“霸屏”

　　春节假期刚收尾，白酒终端销售便传来战报。1月30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京东小时购了解到，农历小年以来，京东小时购礼盒类销量超50%。其中，白酒礼盒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倍。无独有偶，饿了么春节消费数据显示，今年年货外卖中，国产白酒订单月环比增长超2倍。除此之外，酒类电商平台1919数据显示，年货节期间，白酒销量同比上涨约36.01%；叮咚买菜平台内，年货节期间，白酒销量同比提升约178%，400元以上品牌白酒较受欢迎，销量排行前三为五粮液、茅台、剑南春。

　　一般而言，白酒销售旺季由中秋开始到次年春节结束，今年春节从销售增速来看是给旺季收官添了一把火，而且这把火还烧到了各地春晚上。在2023年央视春晚舞台上，多家白酒品牌组团“霸屏”。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3年春晚开场前5分钟广告，总共有14个品牌广告，其中白酒品牌占据半壁江山。五粮液首次以2023央视春晚“和美好礼”独家互动合作伙伴身份亮相；连续三年冠名零点报时的洋河股份再次携手央视春晚，在零点准时为全国人民敲响新年钟声；舍得酒业以“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玉兔呈祥春节甄选’合作品牌”身份登上春晚；古井贡酒也连续第八年作为“央视春晚特约”出现在春晚舞台。

　　关于春节营销策略和产品销售等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古井贡酒发送采访提纲。截至发稿，对方尚未予以回应。

　　事实上，白酒品牌不仅仅“霸屏”了央视春晚，不少地方春晚也有白酒品牌的出现。据了解，山西汾酒登上北京卫视2023年兔年春晚；古井贡酒除了登上央视春晚外，还赞助了2023年江苏卫视和安徽卫视春晚；老白干酒则赞助了2023年河北春晚。

　　中国消费品营销专家肖竹青认为，各大名酒登陆春晚做品牌IP打造，是希望通过春晚来提升品牌、拉近与消费者距离。白酒品牌在春晚中露出，可以给渠道信心，同时能够维持良性市场秩序和价格管理体系。

　　正当业内外感叹着白酒春节档名利双收的时候，春节后首个交易日，白酒资本市场迎来“开门红”，1月30日，白酒板块以2730.58点收盘，涨幅达1.17%，在板块的带动下，白酒个股也实现不同程度增长。具体来看，贵州茅台以1888元/股收盘，涨幅达1.5%；五粮液以217.6元/股收盘，涨幅达4.25%；洋河股份以184.49元/股收盘，涨幅达0.75%。

　　消费市场回暖

　　后疫情时代，聚会、聚餐与送礼热度上涨，酒类产品既作为送礼首选又作为佐餐饮品的热门选手也受此影响迎来消费小高峰。

　　安信证券研报指出，今年春节白酒终端动销旺盛，宴席和礼赠市场受益于返乡潮复苏明显，区域酒表现突出。整体呈现出区域分化、品相分化的特点。其中，300元以下价格带区域酒产品受益于返乡潮带动的聚饮场景以及宴席市场的回补需求。宴席场景的增加有力刺激区域中档酒需求。另外，返乡潮背景下，礼赠市场也有明显恢复，高端酒表现稳健。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尽管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但是受益于中国消费群体不断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升，白酒消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白酒消费将会有更多的潜力和机会。

　　肖竹青认为，白酒消费市场春节期间的表现，让投资者看到了新的希望。在春节期间，不少白酒企业在登上春晚的同时，积极开展圈层营销的互动。这也使得白酒在春节期间再次迎来一波销售热潮。

　　申银万国证券研报指出，“中长期看，随着稳增长政策的不断落地，消费场景、消费信心有望在Q2全面恢复，我们判断2023年全年白酒的投资节奏是先抑后扬，现阶段建议优选确定性强的头部品牌，布局消费复苏”。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白酒企业披露的2022年业绩预报表现抢眼。贵州茅台2022年预计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16.2%左右，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9.33%左右；山西汾酒预计2022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加30%左右，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49%左右。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则进一步指出，白酒板块盈利能力较强，目前已出现上行趋势。“新十条”发布后，餐饮场景开始活跃，所以白酒股价出现大幅回升。长期来看，白酒还是优质标的。

　　品牌化进程加速

　　高端白酒享受消费升级量价齐升，与经济活跃度、流动性松紧等相关。纵观茅台、五粮液、国窖等全国品牌，其增长抓手主要是核心大单品的量价齐升，体现在财务指标上则是品牌驱动、费用率低、盈利持续稳健改善。除此之外，次高端白酒依赖单品渠道扩张，在行业景气度高涨、渠道经销商信心强化时通过品牌降维打击、渠道适当让利，能够实现快速增长。而支撑高端和次高端产品的则是品牌力，这就不难理解扎堆春晚的企业为何多为全国和区域强势白酒品牌。

　　从投资策略视角安信证券则指出，高端率先享受行业复苏红利确定性高，区域酒有宴席市场恢复带来的消费弹性，同时随着需求回暖，预计在二、三季度有高弹性。次高端复苏除经济活跃度改善外，重点看经销商信心恢复及各自扩张逻辑，预计在下半年有强业绩弹性。

　　白酒行业分析师、知趣咨询总经理蔡学飞表示，春节旺季真正恢复的是以茅台、五粮液等名酒为代表的宴请市场。2023年，酒类市场依然呈现分化、内卷的趋势，名酒将不断扩张市场版图。同时，在资本化的推动下，产区概念进一步崛起，从而带来白酒行业产业升级进一步加速，行业将向品牌化、产区化发展，进入名酒时代。

　　白酒品牌化情绪高涨的背后是消费升级，从而引发消费者购物心理的转变。消费升级是市场通行的环境，不过消费会出现多样化的均衡发展，也就是一体多元的市场格局，会进一步挤破泡沫型的品牌，而对有根基的品牌有利。

　　对此，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指出，在消费升级背景下，高端白酒要实现从渠道动销向社群、圈层营销转变，利用信息技术和平台，做好深度服务、精准营销。

　　北京商报记者 刘一博 翟枫瑞 王傲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